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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研究:中美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自2013年”一带一路”的倡议正式提出以来,为了抓住风口,国内研究机构已经发布了不计其数的研究报告,召开了不计其数的研讨会。然而,从笔者对企业和政府的调研反馈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报告的质量都难以令人满意。笔者曾有幸就职于美国的智库和咨询公司,参与了华盛顿及纽约主流机构的国别研究工作。本文将通过跨国对比,探究国内一带一路研究出现的问题,希望抛砖引玉,引起讨论与重视。

误解政治风险

在海外投资风险研究方面,国内智库的研究员常常在一万米云端俯视地面,大谈大国关系对中企海外投资的影响。笔者承认地缘政治引起的内外部冲突的确对某些国家的投资环境有着较大影响,但在非动乱国家,政治风险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中微观的运营风险。举例来说,新领导人的上台可能导致行业政策和外资优惠条件的变化;行政对央行的干预可能带来汇率突变;议会对财政预算的辩论可能影响政府采购规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则可能影响索贿风险。以上这些往往才是企业最关心的政策问题。

在把握细节方面,美国研究机构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笔者曾在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CSIS)参与了一项研究亚太主要经济体工业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项目。该研究报道对目标国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及其相互间的合作与矛盾做了具体的分析,并给出不少案例,为美国跨国公司了解当地政策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情报支持。除了智库以外,咨询公司也能美国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服务。美国的政治风险咨询行业已经做到了专业化,各个机构有自己的专长领域。例如,化险咨询(Control Risk)在腐败与合规风险咨询方面走在前列,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擅长海外游说,而Medley Global Advisors则非常了解各国央行的政治考量。反观我国,各研究机构的绝大多数国别报道缺乏细节、时效性和前瞻性,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参考价值非常有限。

忽视投资数据

投资数据是监测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的重要工具。项目行业、类型(绿地/并购)、目标地域、投资来源地、投资者所有制等微观数据是对双边投资形势作出判断的重要基础,同时通过跨时间和跨国比较可以帮助企业和政府更好地了解潜在投资机会并对未来趋势做出判断。由于Bloomberg等现有商业数据库主要记录并购投资项目,而我国商务部的对外投资公开数据又缺乏细节与及时性,同时两者的数据准确性因为跨境资金把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作为跳板而受到影响,因此新建一个中企海外投资特别是绿地投资的数据库就显得非常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领域却被外国机构统治。以作者曾就职过的纽约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为例,通过搜集公开信息以及修正商业数据库数据,笔者与另两位同事一起录入了近年内中国企业对欧盟和美国50万美元以上的所有直接投资项目,并以此为基础撰写报告,为欧盟贸易署以及美国各大投行和律所提供咨询服务。令笔者惊讶的是,在竞标欧盟委员会关于中欧双边投资的价值几百万欧元的研究项目时,居然没有一家国内研究机构参与竞争。这很可能是因为国内研究机构还不具备自建投资数据库甚至是对已有数据进行鉴别的能力。例如,一些智库虽然采用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整理的数据,但似乎没有意识到该数据库的明显缺陷进而进行修正。

缺少大数据应用

近年来,国别风险分析的一大新趋势是大数据的崛起。大数据对情报分析的价值在于快速搜集和挖掘有用信息,揭示出不易发现的客观趋势和关系,从而与研究员的主观判断形成良好的互补。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用好网上海量的公开数据能够节约大量原本用来于招募情报搜集员和研究员的费用。

       美国在应用大数据分析国外动态方面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例如,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GDELT系统用以追踪关于全球骚乱事件的新闻报道。此计算机系统对新闻的有用信息进行自动抓取和归类,然后结合这些海量的历史数据和研究人员的主观判断,对目标国下一场骚乱可能的发展路径进行预测。在业界,IBM开发了一套舆情监测系统,利用情绪分析技术实时监测各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从而为美国企业和政府在目标国的声誉提供及时情报。相比之下,国内智库基本上没有运用大数据进行国别风险分析的技术能力;国内IT企业的大数据技术也只能处理英文关键词,无法对非英语的外文段落进行较为准确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

问题根源

国别研究的质量最主要取决于研究员的水平,而后者与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美国顶尖的国际关系学院非常强调培养复合型和实用性人才。在知识结构方面,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将至少一半的学分用在学习国际经济和外语上,还开设了科技、传播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专业方向;在知识实用性方面,学校大量聘请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士作为兼职教授,在课堂上模拟解决现实问题。经过这样的教育,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人员都会说当地语言,同时还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有扎实的理论和实战经验积累。反观我国,国关学院课程的不合理设置导致毕业生多是国际政治理论出身,没有经过国际经济学或是国际商务学的系统化训练,因此国内智库的政治风险研究容易脱离现实。考虑到国别研究离不开经济,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国别研究部门更喜欢招聘来自经济系和商学院的毕业生。但这些毕业生不懂当地语言,也不擅长判断外国政治走向,因此国别研究部门只能主要依靠BMI这样的外国风险咨询公司提供情报,在国别报告的质量上与美国类似机构有着较大的差距。

        除了大学教育的问题外,与业界缺乏沟通也是智库研究报告不接地气的原因。笔者在回国的一年里参加了不下十次的“一带一路”会议,其中很少有企业代表被邀请作为发言嘉宾出席。与国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智库主办会议上总能听到来自一线企业或者相关咨询公司的声音。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甚至定期邀请多位世界500强企业的掌门人来到协会分享业界在海外投资方面的经验和观点。

        当然,国别风险报告质量不高并不只是研究机构的问题。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大量资金用于知识采购。著名的兰德智库(RAND Corporation)就是在政府的订单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但对美国多数国别风险咨询公司而言,其绝大多数的收入还是来源于企业客户,这是因为美国企业在多年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已经真正意识到了了解东道国政治和宏观经济风险的重要性,并愿意为此付出相称的咨询费用。反观我国,政府在民间采购的力度上依然不够;多数企业刚刚走出国门,还没有意识到专业国别风险情报的重要价值。根据笔者的调研,有不少中国企业是在律所或者会计师事务所获得行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等方面的预测信息。然而,考虑到政治风险主要作用于立法而不是司法,而且在很多“一带一路”国家人治高于法治,因此律所并不是做专业政策预判的理想机构;而会计师事务所的强项在于税务等微观操作层面,在新兴市场的总体政经走势与产业政策方面也常常求助于IHS和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等专业的国别风险咨询机构。

政策建议

       虽然美国在国别研究领域领先于我国,但笔者并不完全推荐国内机构购买美方的投资风险报告,因为这些报告从美国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有兴趣了解更多细节的读者可以阅读笔者旧文《海外投资:中国需要自己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我国终究需要加强属于自己的国别研究力量,以便自己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因此,改革国关学院教育、用好海归人才、增进智库与企业的交流以及加强政府采购力度是把“一带一路”走稳的必由之路。笔者也愿意与各位有识人士一起,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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