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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国际关系界的预测经常失准

近年来,随着美国全面遏制中国,以及欧盟对华经济政策趋向强硬,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对保障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界的预测水平似乎难以承担此等大任。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例,虽然我国在对美研究上花了很多经费,但很少有专业人士预测到了特朗普胜选。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对英国脱欧公投和对香港、台湾选举的预测上。于是,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的国际关系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预测准确性?本文将从中美对比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轻视基础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界缺少有质量的深入研究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教授和研究员们总是喜欢在一万八千米的高空大谈所谓的战略,却对战略形成的基础,也就是扎实的国别研究和相关数据库的搭建缺少兴趣。举例来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国本应该对这些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有较深入的认识,但实际上真正配得上“国别专家”四个字的却非常之少。很多所谓的国别专家甚至连该国的语言也不会说,每年去该国实地考察的次数更是寥寥无几,于是只能把中文或者英文的网上资料抄来抄去。再说数据库,从微观层面看,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细节,例如我在《一家美国智库是如何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一文中指出,笔者的前雇主纽约荣鼎咨询公司搜集了所有50万欧元以上的中国对欧盟投资项目的相关数据,从而可以告诉欧洲政客,你的省份里有多少中国投资额,中国企业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从宏观层面看,由数据颗粒集合而成的总体画面更加具体饱满,趋势的变化也可以做到量化。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几乎没有智库在做国际关系方面的数据库。

此外,国别研究的基础工作还包括掌握外国的对华民意。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界也有待提高。举例来说,在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不久,国内一些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宣称此次疫情将大大提升中国在海外的声望。与他们的观点相反,事实上不只是美国,全球很多地方随后都掀起了指责中国的浪潮:巴西总统之子转发反华推文,英国政府宣称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多国民调结果也显示,西方民众普遍认为中国需要对这次全球疫情的爆发负责,甚至还有外国网友认为中国和朝鲜一样都高估了自己在海外的美誉度。在笔者看来,缺乏批判性的信息来源是造成这些专家误判的主要原因。

除了缺乏深入研究和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国内国别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能够分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的研究员几乎没有,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危机和政治变动一样是非常常见的国别风险。我在《一带一路研究:中美间的差距有多大》一文中指出,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是我国国际关系学院对经济学训练的忽视。而在美国,以笔者曾经工作过的纽约荣鼎咨询公司为例,这个全是由美国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组成的公司对中国和印度近年来GDP增长的预测准确性甚至高过不少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国内首席经济学家。荣鼎咨询的分析师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可以部分归结于美国国际关系学院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使它们的毕业生们具备了进行基本经济分析的能力。

忽视预测方法论及跨国别研究

对国别研究的忽视已经引起了中国国际关系界的重视,不少研究员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但笔者认为,把预测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此是片面的,可能会从忽视国别研究的极端走到过分依赖国别研究的另一个极端。还是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例。我国对美国的研究也许是所有国别研究里做得最充分的,但绝大多数的研究员也没有预测出特朗普胜选。同样的,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美国绝大多数的苏联专家也没有预测出苏联解体。《超级预测》一书的美国作者泰洛克曾长期跟踪那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的预测结果,发现他们的准确率和大猩猩抛硬币差不多。究其原因,政治大事多是非线性的突变,而大多数人做出预判的基础是他们原有的经验和知识,也就容易犯下线性外推的错误。美国大数据分析专家西尔弗在《信号与噪声》一书中也强调了细节并不是知道得越多越好,因为这些细节可能是影响判断的噪音。

为了进一步研究人们分析决策的过程,《超级预测》一书的作者泰洛克招募了三千多名志愿者历时五年来做关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预测实验,结果发现其中一些人的预测准确率远高于其他人。泰洛克在对这些人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人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某个领域的专家,但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来帮助他们对国际大事进行预测。泰洛克组织他们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们进行了数场预测竞赛,结果掌握机密情报的中情局分析师们居然大败给了这些“非专家”们。此外,当这些超级预测者们被允许对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论进行交流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预测准确率又大大提升了。泰洛克的实验表明预测政治事件是有方法论可循的。

在笔者向国内同行介绍美国的经验时,一些国内研究员会以美国人的预测也不准为由对此不屑一顾。客观来讲,美国情报机构的预测在过去的确也会出错,包括没有预判出911恐怖袭击以及误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使得他们脸上无光。因此,美国情报机构才决定花费几千万美元的经费来与泰洛克合作开展对于政治事件预测的研究工作。目前,大规模实验已经结束,美国正在其智库和情报机构推广获得的研究成果。当笔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工作时,泰洛克的团队曾在那里举办了闭门研讨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官方机构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预测方法论的重要性。在笔者回国后,总有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找到笔者,希望笔者利用自己在美国智库的人脉来获取关于美国政治的内幕消息,而不是向笔者了解美国智库的研究方法。在笔者看来,我国对美国的情报来源已经很多,近年来预测失准的原因出在如何准确分析这些信息上。

除了改进预测方法论,拓展知识的广度也可以帮助提高对于国际政治事件的预测准确性。上文提到的那些政治事件之所以难以预测就是因为很多重要变化无法用过去的经验来推测,在那个领域属于黑天鹅事件。然而,如果我们的经验不仅仅限于某个国家,而是对全球政治事件都有一定知识的积累,那么就可以用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推测某个国家政局未来的变化,那个国家的黑天鹅事件放在全球视野下也就变得有先例可循了。举例来说,在2015年年底我公开发表的预测文章《2016年影响海外投资的十大政治风险》中,笔者把英国脱欧列为2016年的第一大政治风险,而在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小概率事件。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判是因为我多年来跟踪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经发展,新兴市场国家较低的民调准确率使笔者对英国的民调数据产生了警觉,经过分析后认为英国公投很有可能也会出现意外结果。

缺少客观的筛选和奖惩机制

(一)   筛选和奖惩机制的重要性

《黑天鹅》一书的美国作者塔勒布在他的新作《非对称风险》中提到,气象预报员的预测准确率普遍高于证券分析师,而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准确率又普遍高于政治分析师。这里的原因在于三者的可及时验证性逐级降低。如果一个人每天的判断都可以像气象预报一样在第二天得到验证的结果,那么这种反馈机制就可以帮助其摸索出事物的规律,从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同时,这种反馈机制还能筛选出不称职的分析师,从而达到优胜劣汰。塔勒布特别强调奖惩政策对这种机制良好运行的重要性。以金融市场为例,作为前交易员的塔勒布根本不把经济学家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交易员会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爆仓退出市场,而经济学家却可以夸夸其谈且不付出代价,这样的结果就是后者作为一个整体的预测准确性要远低于前者。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界可以效仿金融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把每一个所谓专家的公开预测都记录在案,那么不出几年就可以知道谁是真正的专家,谁是忽悠大师。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际事件的重要性也不同。因此,在回溯专家们的公开预测时,需要对不同的国际事件给予不同的权重。

心理学里有个著名的结论就是大多数人把成功归功于自己,把失败怪罪于外界环境。这种认知偏差是不利于准确预测的,因此如果有外界力量不断提醒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就可以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作为长期在海外市场进行股票和期权买卖的业余交易者,笔者经常对国际政治事件进行押注。在预测失误后,输钱的痛苦使笔者不得不进行反思,从而增加了下一次准确判断的可能性。以上文提到的英国公投为例,笔者吸取了轻信新兴市场民调数据的经验教训,在英国脱欧前捕捉到市场高估公投通过概率的定价错误,从而买入黄金小赚了一笔。金融市场迫使笔者对自己的预测负责。

(二)中国国际关系界在筛选和奖惩机制方面的现状

经济学家里有两种人,一种是网红经济学家,另一种是对冲基金里的实战派经济学家。两者在现在的中国都有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界,我们看到的却是网红的兴盛和实战派的黯然。中国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们热衷于上媒体、拉关系,因为这样可以扩大知名度,从而提高他们的演讲出场费,以及获取更多的研究经费。对于很多媒体来说,嘉宾讲话和撰文越生动越吸引眼球越好,旗帜鲜明的错误观点也要好过平淡客观的正确分析;而与官员拉关系套近乎,考验的是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而不是研究水平。这些所谓的专家们拿着高昂的出场费到处走穴,但似乎没有谁真正关心这些专家事后被多次证明的错误观点。

在体制内和半官方的智库里,有大量的国际问题研究员,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分析预测国际大事。然而,即使上文提到的对美国、英国、台湾和香港的很多预测都差之千里,笔者也没听说哪位在体制里的朋友因此而被扣发奖金或者遭到解雇;而那些预测对的分析师,比如笔者认识的一位在某家官方智库工作的朋友,也并没有因为预判出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而获得什么额外的奖励。与国企面临的问题类似,国际关系界的体制半体制内的机构缺乏奖惩机制来对他们的研究员进行优胜劣汰,导致预测准确性无法得到提高。

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同样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政府把很多研究项目外包给了咨询公司来处理。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与政府机构不同,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分析能力存活下来,口碑和市场机制帮助完成了优胜劣汰的过程。举例来说,美国著名的Stratfor咨询公司就是因为其创始人成功预测了南斯拉夫内战而名声鹊起。除了承接政府项目,美国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还有很多企业客户。以世界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为例,其近一半的收入来源于金融机构客户。在金融市场,投资决策失误会直接导致亏钱。为了吸引和维持金融业客户,欧亚集团需要维持较高的预测准确性。再以笔者之前的雇主纽约荣鼎咨询为例,其公司规模在近年来能够大幅扩展,就是因为其优秀的研究能力得到了美国对冲基金和跨国企业客户的赞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咨询公司能够给优秀的分析师们开出对应他们能力的薪水,也就不愁招不到人才了。虽然美国的政治风险咨询业已经比较发达,但我国企业无法完全把业务外包给他们。正如我在《海外投资:中国需要自己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美国公司的分析角度是基于美国地缘政治的现状,与我国的战略考虑非常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发展自己的政治风险咨询业。然而,国内很多政府研究项目的招投标依然不够公开透明,导致咨询公司拼的是政府关系而不是研究水平;金融业和大型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依然较低,导致缺少对政治风险咨询的需求。这样就使中国的政治风险咨询业迟迟得不到发展,给不出具有竞争力的薪水。笔者在美国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中国同学们本可以帮助祖国了解海外市场,但绝大多数最后还是选择加入外企,帮助外国人占领中国市场。这对我国来讲无疑是一种遗憾。

笔者对行业现状的批判并不是说分析师一定比网红更有社会价值。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人对国际政治感兴趣,想了解最新的国际局势,这些网红专家的出现正是满足了这一市场需求。但就像中国在经济界不能只有耍嘴皮子的网红经济学家一样,我们在国际关系领域也需要有自己的实战派分析师来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

总结与建议

我国国际关系界预测经常失准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别研究水平低,在研究深度、信息来源和经济学训练三方面都需要加强;第二,很多研究员没有意识到掌握正确的预测方法比积累细节知识更为重要,跨国别研究也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国别预测;第三,关于筛选机制,在选择靠谱的专家予以研究课题时,我们应该回溯他们先前的预测结果,以预测准确性而不是名气作为筛选标准;第四,研究机构需要建立一套奖惩机制促使研究员对自己的预测负责,比如可以采取奖金与预测结果挂钩的政策;最后,政府需要加强研究项目招投标的公开透明,并鼓励政治风险咨询业的发展。笔者也愿意与各位有识之士一道,推动中国的国际关系预测向更加科学准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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